中国废除户籍制度藩篱：“平权时代”的序幕拉开

      印象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让农民雀跃的国家政策有两个，一是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那是中国建国后农民从无产到有产的一次历史性转变，这一土地政策彻底释放了农村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农村社会文化、国家风貌及经济实力为之翻覆。这一政策带动中国走出了十年动乱的创伤与迷茫，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然在享受着这项政策的红利。

      其次是从2004年至2006年，国家逐步取消农业税，并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在华夏农村土地上实行了2600年的这一皇粮国税类别，就此成为历史。

      而此次户籍制度破冰快于预期，这是渐进式改革，但渐进中的一步跨得比较大。相比之前两项政策，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除了经济学成分外，更有社会学意义。

经济学意义——农民获得最大红利的前提下均衡大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城市与农村居民身份统一，城乡分隔之墙基础坍塌。始自于1958年的固定户籍制度，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为冻结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最大力量。

      未来所有公民有统一的身份证号码，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户口背后的含金量取决于公共福利的多寡，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享受国家基本公共福利，此次户口渐进式改革最难啃的骨头就是这一块。《意见》规定，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有一张身份证，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基本公共福利。统一的公民身份，建立在统一的基础福利均等化之上。

农民获得最大红利

      他们不仅可以依照规定条件在城镇落户，还可以保留土地使用权等权益，《意见》明确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如果说以前落后的工业化建立在剥夺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现在开始反哺农村、农民与农业。对于身无资产、又无技术优势的农民，进城不能解决就业难题，土地承包权、流转权是这些农民朋友这辈子最大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一轮改革建立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

中小城市获得次等红利

      城乡区隔消失，大中小城市间的区隔仍然存在，改变各城市间资源配置不均，是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此次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落户建制镇与小城市，只要有合法稳定居所就可落户；合理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只要有合法稳定居所、合法稳定就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就可以落户。到大城市落户相对困难，不仅需要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即使如此，各大城市还可以对合法稳定就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特大城市人口仍然严格控制，这几乎涵盖了所有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与副省级城市，以积分高低作为落户的依据，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均衡大中小城市的资源配置

       由上述来看，大城市户籍目前含金量最高，所拥有的机会资源最多，其他依次类推。让大城市户籍含金量下降，最好的办法是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源均衡配置，看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有哪个昆山人愿意把户口迁到南京？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与福利普遍提升的功劳。

      户籍改革破冰，从资源聚集度可以推测，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将成为人口聚集洼地，迎来发展的机遇。城市圈周边的中小城市，成为获益最多的地区。只要当地政府有市场眼光与勇气，不要把改变机遇当成负担，新一轮红利就在眼前。

社会学意义——基于法理和社会伦理准则上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昭彰

       士农工商，次序背后是农业立国的社会现实，但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成为长期的困扰迷局。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致信当时的朱镕基总理，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近年来，三农问题似乎逐步淡出公众的视野，是这个问题消失了吗？没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散布在城市里，农村的空心化掩盖了其中的矛盾，实质上，三农问题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转移到了城市中。

　　进城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后代，暂时远离了三农问题，因为户籍制度，这些在城市里的农民身在城市而心在漂荡，缺乏文化认同、绝缘城市福利、未来出路迷茫……这些比三农问题更严重的现实已经日益突显。城市靠一纸户籍把农民挡在城外，不符合市场逻辑，更不符合社会公平法则。一首《春天里》不能抚慰进城农民的失落与无助，不彻底消除制度藩篱，中国社会的二元对立就无法弥合，这危及的不仅是农民和农村，而是对社会健康发展的人为设阻。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想那些萌生在城市里的梦想，不会忘记那些灰色的现实：一个有合法身份的国家公民，只因为是农村户籍，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夜空下，也不能共享那片璀璨的夜光，甚至要适应巡防队员常态化地半夜三更敲门而入，要忍受土著居民和城市管理部门对自己身份和品行的怀疑，要忍受医疗、教育、社保等各类城市福利对农民身份的漠视。

　　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从来不老老实实地限定在其所管辖的领域之内，任何制度都会衍生出一系列社会文化、社会思维和社会心理的改变。曾经很荣光的农民身份因为户籍分割而成为国家的社会低层，建立在户籍基础之上的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结果不只是我们的公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只有暂住的权利，更严重的是这种扭曲思维已经侵蚀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源自身份不同而派生的优越感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角落。比如职位的高低不同就会产生特权思维，在同一单位竟然会存在正式、非正式甚至多种不同的身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人们竟然认为这些都是正常存在，其背后深层次的思维根源都有二元阶层对立的影子。

　　诺狮旅游规划认为，任何人为的割裂都不叫和谐，任何有违公平的制度都不会长久。这一届政府认识到了户籍问题以及背后的诸多问题，这项从正义和公平基准线出发的良政，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充，需要完备的执行力做背书，但是我们透过政策设立的初衷，已经不难发现公平与正义将是中央政府的执政起点，诸多有违情理的现实不公都将被纠正，这种行政伦理产生的制度能量必然重整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时候，需要远观才明白什么是创造历史，而顺应民意消弭城乡二元结构的做法，无须在历史尽头回望，就已经知道它已经创造了历史。

　　2014年，你被幸运选中，站在了历史纪元的节点上。